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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扑克牌桌上赢的经常不是最好的牌 而是最好的牌手

德州扑克牌桌上赢的经常不是最好的牌 而是最好的牌手

牌桌上赢的经常不是最好的牌 而是最好的牌手

德州扑克牌桌上赢的经常不是最好的牌 而是最好的牌手 这是一个名为「(瑪莉亞.柯妮可娃)」职业牌手的专业作家所撰写。

扑克蕴藏的人性技术
扑克,在外行人眼中是很容易的游戏。就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书要写」,只要有机会就写,毕竟大家都会写字。所有认识艾瑞克的人都认为自己也可以成为职业扑克好手,或至少成为厉害的扑克玩家。我们大多低估了所需要的技术。扑克看起来如此简单:拿到好牌就可赚大钱。或诈唬大家,赚更多钱。不管如何都可以赚大钱。

我似乎每次与艾瑞克谈话都会听到一个新故事,有个酒保或服务生或计程车司机认出他,说自己的扑克也打得很好,只是没机会去打、「幸运之神」就是没有上门,但也许艾瑞克可以赞助他去参加某场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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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但什么东西没有呢?职业扑克牌手是赌徒,而那些签下职业足球合约的人就不是赌下生命吗?他们可能下周就受伤,或一年后因为成绩不如预期被球队释出?我们说扑克玩家在赌博,却尊重根据更少资讯来做同样事情的股票交易人。在某些方面,扑克玩家的赌博比大多数人更少。毕竟他们就算断了一只手,仍然可以玩扑克。

但是大众心中的误解会根深蒂固,有个简单的理由。不像围棋或象棋,扑克包括了下注,下注就涉及了金钱。而只要扯到钱,就等于是掷骰子或百家乐那种真正的赌博游戏。所以我告诉奶奶我时常重复的说词,这也算是属于我自己的格言——在扑克中,你可能用烂牌致胜,也可能输掉一手好牌。

在赌场的所有其他游戏,以及充满完整讯息的游戏如象棋与围棋,你必须有最好的才能致胜,没有其他可能。光这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扑克是技术取胜,而不是场赌博。

想像牌桌上有两名玩家。发了牌,他们都必须看自己的牌,依牌够不够好来决定是否下注。如果你想玩,最少必须跟注大盲注——也就是拿出跟当时最高下注同样的金额放入底池。你也可以选择盖牌(放弃这手牌,这一轮只是旁观)或加注(下注超过大盲注)。但谁知道是什么因素影响决定?也许你拿到了好牌;也许是普通的牌,但认为可以智取对手,所以还是参与下注;也许你观察到其他人因为你没有玩太多手牌,觉得你很保守,所以想利用这种形象,用比平时更差的牌来玩;也许你只是无聊。不管是什么理由,就像底牌,只有你一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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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会观察你的行动,然后做出反应:如果你下大注,也许是你有好牌,或用坏牌来诈唬。如果你只是跟注,因为你的牌很普通,或你平常就是被动的玩家,或你是想要「慢玩」(用好牌来被动反应),如陈金海在一九八八年世界扑克大赛与艾瑞克的对决。

每一个决定都发出信号,好牌手必须知道如何解读。这是来回不断的诠释舞蹈:我该如何反应你?你会如何反应我?赢的经常不是最好的牌,而是最好的牌手。这种微妙的对应就是冯诺曼在纸牌中看到的军事策略解答。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赌徒,而是因为要成为赢家,必须有更好的技术——人性上的技术。

没错,经济学家英格.费德勒分析了几个扑克网站上六个月的数万手牌局,发现最好的牌平均只有一二%进入摊牌阶段,不到三分之一(意味着技术够高的牌手可以说服其他人在下注结束之前弃牌)。

芝加哥经济学家李维特与汤马斯.麦尔斯(Thomas Miles)比较二○一○年世界扑克大赛两群牌手的投资回报率,发现业余玩家平均输掉一五%的买入金额(约四百美元),而职业牌手获利超过三○%(约一千两百美元)。他们写道:「这里观察到的投资回报率比金融市场高了许多,被视为最有天分的财务管理者,一年获利最高也是三○%。」换言之,扑克的成功代表了,它比更受尊敬的投资业还更具有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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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机率思维
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下注是很麻烦的东西,就算是想对最理性的头脑解释扑克的技术,「下注」也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其实下注是让扑克胜过其他技术性游戏的核心:对于不确定的事情下注,是了解不确定性的好方法,也是克服各种困难决策的好方式。不需要是赌徒都可以了解为什么。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下注是社会一种严重疾病的解药:对于世界机率本质的无知所产生的虚假信心,渴望把灰色看成黑白分明,对于确定性的不适当信任。在我们心中,九九%或什至九○%,基本上就会认为是一○○%,虽然其实不是。

康德举例,医生的诊断是根据知识,但结论并不一定正确。那只是医生根据现有的资讯与他在这方面的经验所能做出的最好判断。但他会告诉病人,他并不确定吗?也许。但更可能的是,如果他的确定到达了特定的程度(因医生而异)他会把自己的诊断当成事实来陈述。

但如果他必须对自己的诊断下注呢? 「经常看到有人大胆而确定地发表意见,似乎完全不了解自己可能有错。」康德写道,「提出赌注可以惊动他,让他暂停。」现在他就有真正的风险了,必须重新评估对自己的意见究竟有多确定。 「有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说服力也许有一元的价值,但没有到十元。」康德继续说,「如果提议下注十元,他立刻就会觉察到他的错误可能性。」

如果赌注更高呢?突然间,我们有方法可以矫正人类思维的许多愚行。 「如果我们必须把人生的幸福下注在任何意见上,我们的判断就会少了许多豪迈之气,我们会有所警觉,发现自我信仰的真实力量。」康德如此说。

你是否愿意把全部家产下注在你花了数小时自信发表在社群媒体上的意见,完全不考虑任何错误的可能性?你愿意赌上你的婚姻吗?你的健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深的信念突然都不是那么确定了。

当然,对自己的意见下注跟批评他人有很大的差异。当我们自己犯错时,我们会更为宽容。想想二○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所有媒体的民调都显示希拉蕊会胜选——所有媒体都错了。奈特.席佛因为这种错误而备受责难。他在过去的选举预测很准确,这次的「错误」几乎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但席佛究竟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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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最后一次民调,二○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他给希拉蕊七一%的胜选机会,川普二九%。二九%是很大的数字,几乎三分之一,但大多数人认为七一%就很笃定了。如果我们每次判断时,都得思考替代方案的复杂性就太麻烦了。对大众而言,七一%就是一○○%,希拉蕊赢定了。

但如果你必须下注,根据席佛的预测,你是否愿意把七一%当成一○○%来下注?或者你会注意到误差相当大?川普胜选的机率就跟德州扑克在翻牌圈中了一对差不多。只要玩过几次就知道,在翻牌圈中一对的机率远大于○。

奈特.席佛会玩扑克。事实上,他曾经玩线上扑克而过着还不错的生活。扑克教导他,这个世界的某些本质是我们大多数人懒得去理解的。

扑克是非常有力量的窗口,它能让人看到机率的思考,正是因为有下注的因素:扑克的下注不是突发事件,而是重要的学习过程。当我们学习的结果有真实的赌注风险,我们的心智就会真正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也记得他们所学习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与何时应用学到的知识。这是从经验中学习机率的好处:我们不仅理解了二九%的感觉,现在也成为了知识,因为我们若不学习,就可能会受到伤害;如果我们继续下注错误的金额,我们会被惩罚;如果我们继续说「我觉得没问题」,而不量化自己究竟有多少机率是没问题,我们就会赔掉所有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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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这样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要买这支股票?因为有另一位投资人说他觉得很好;我为何要卖掉这支股票?因为他放空了,我听起来觉得正确。我们是情绪化反应,而不是查看统计数字:投资人卖出获利股票来锁住利润,这样感觉很好,虽然数字显示股票短期将继续上涨;他们抱住赔钱股票,避免锁住亏损,那样感觉不好,尽管数字说明应该停损出脱。事实上,很多研究显示,专业投资人很容易忽略统计资讯,而重视自己的直觉。如果他们完全不交易,通常结果还比较好。

「对大多数的基金经理人,选择股票就像掷骰子而不是打扑克。」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康纳曼这么说。不仅大多数基金的表现比股市差,逐年之间的连动关系也低到让人难以置信。康纳曼继续说:「在特定一年表现成功的基金大多是幸运,掷出了好骰子。研究者大致上都同意,几乎所有挑选股票的人,不管自己是否知道——少数几个知道——都是在玩运气的游戏。」

这个课程很难在扑克桌之外学习到。就算似乎承受着后果的人(如买卖股票者),通常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那股确定感是错误的,但因为世界要比扑克桌更为复杂,所以可以很容易地怪罪其他事情。没有立刻得到回馈时,很容易产生技术的幻觉。扑克可以革除这种习惯,这是其他事情无法做到的。扑克可以改善决策,远超过了游戏本身。

当我刚开始与我丈夫约会时,他常在谈话时向我核对事实。我从来没有做过投资,但我习惯对自己的发言投资了或许过多的确定。 「你确定吗?」他会问,「我想我要去查证。」他就会拿出手机或一本书来查证。我后来改善了一些,但无法革除这个习惯。直到我进入了扑克世界,那种过程才真正变得明显。我没有玩很久就发现自己会说:「嗯,我大概有七五%确定。」这种不适宜的确定感让我的银行户头承受了几次后果,我知道只能怪自己技术不佳。

你个人该负责的,就不可能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是关键所在。事实上,有一种特别的律师,对于机率的思维比专门处理机率的专业金融人员还高明:负责处理和解赔偿比率的律师。因为正确的计算关系到更高的个人风险,所以他们就会真正学习。同样高明的还包括气象学家与赛马的赔率控制人员:他们的风险计算很准确,因为他们不仅是处理机率,他们的表现也有即时的回馈。如果预测错误只能怪自己。

在游戏的领域之外,准确的机率思维是罕见的技能。扑克世界的一位大师丹.哈灵顿(Dan Harrington)多年前离开扑克,展开很成功的房地产事业。他告诉我关于一位表现不如预期的公司雇员故事:此人似乎很好,资历足够,但对事情的判断需要改进,也完全没有面试时那样敏锐。此人与其他员工有个很大的差别:他有传统的金融背景;其他员工则是来自于扑克与双陆棋的世界。 「我的合伙人告诉我,以后我们只雇用职业赌博好手,不然就立刻踢我一脚。」丹回想着,「成功的雇员了解赔率,了解所需要考虑的决策分叉,不会让私人情绪介入。这是学习自赌博的,在生活上非常有价值。」他们从此再也没有雇用无扑克经验的人。

我愿意打赌,第一个不把机率视为某种神明或超自然力量、被称为机率之父的吉罗拉莫.卡尔达诺是名赌徒。他是医生、数学家、哲学家,参与的团体研究出高等代数,他的散文也发人深思(莎士比亚似乎很崇拜他,据说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这幕戏中,便手持着卡尔达诺的书《慰藉》﹝Consolation〕)。卡尔达诺也靠赌博赚了很多钱。但他的赌博方式是当代所陌生的。

卡尔达诺很瞧不起当时流行的求神问卜。占星学宣称可从星辰看到未来,但卡尔达诺写道,「我从来没看过在赌场上运气好的占星学家,或那些听从他们建议的人。」当时也流行泥土占卜(Geomancy),用地上的痕迹来预测未来,他觉得「很不牢靠地空洞又危险」。在一五二六年时,这可是很不合时宜的看法。别忘了,当时会把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人烧死。占星学似乎是很前卫的科学。

卡尔达诺明白,把运气当成某种更高的力量是必输无疑的。想要预测是否有神灵或其他引导力量是无用的。他提出另一种方式:透过机率来预测。他明白可以根据特定对他有利的频率来出手。他曾经输了不少钱给一个在纸牌上做记号的人。为了赢回他的财产(他也输了不少衣物与用品),他想出了更数学性的做法,最后不仅赢回对手的不当获利,也写了第一本关于机率的书——《运气游戏之书》(Liber de Ludo Aleae,在他过世很久之后才于一六六三年出版)。

卡尔达诺思索如何计算骰子与纸牌时,也描述了许多人认为是最早的扑克游戏普利麦罗(primero)。这个游戏没有用到整副牌,下注规则也有点奇怪,但基本上与现在的扑克类似:有些底牌、有些公用牌、有复杂的互动、要假装你有一些牌或没有一些牌,也要解读对手的讯息。这个游戏传遍欧洲,在德国被称为Pochen,意思是「试探」。法国则称为Poque,不久之后就演变出很多新玩法。

没人知道这个游戏何时飘洋过海到美国来,但似乎就像很多全国性的消遣活动,都是在无聊的炎热夏天中受到欢迎。一八○三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法国人在前往纽奥良的一艘缓慢蒸汽船上无所事事,于是玩起了Poque,不久后这游戏就慢慢由蒸汽船带往这个新国家的各地,最后成为了扑克。于是机率的理论也跟着扑克一起传播开来。

但是卡尔达诺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了解机率并不足以驯服运气,除非作弊。他花了很多时间描述作弊的方法,像是运用改装的骰子与做记号的纸牌,否则不可能持续赢钱。他的理论「促进了理解,但对实际的玩法几乎无用」。他这么说不完全正确,但可以看到他的遗憾:如果想改善赢率,必须了解机率;如果想确定赢钱,就必须在纸牌上做记号。

扑克不只是要调整你的信念强度,也是要你接受事实——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你永远无法得到所有你想要的讯息,你必须继续行动,把确定感留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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